伍迪·艾伦 ：永远别去取悦大多数
我的秘诀是，永不试图取悦大多数，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，然后期待作品本身是好的，人们会来观看的。我喜爱的艺术家大多没有很宽的受众，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。
纽约人眼中，伍迪·艾伦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纽约人——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里看尼克斯队的比赛，他每周一晚上在迈克酒吧吹竖笛，他在伊莱恩餐厅吃饭有固定座位。艾伦算不上是个爱出门的人，他生性腼腆，曾说想钻回子宫里去——“谁的都行”。
本次访谈的大部分是 1985 年笔者与艾伦在伊莱恩餐厅边吃边聊采写的，还包括此后编辑与艾伦先生的通话、通信内容。
谈到自己的创作，他说：“不要拿别人怎么写你当回事。我从没写过、做过什么违背心愿的东西，你必须忘掉别人说的‘事业转型’。就做自己想要的事，为自己定义的创造性生命做事。没人愿意看，也无所谓。否则，你做的只是讨好别人。”
Q：角谷美智子（ Michiko Kakutani ）
A：伍迪·艾伦（ Woody Allen ）
Q:您对小说创作控制更多吗？
A:写作的好处之一——你主宰它。另一个好处在于，写成之后，可以撕了扔掉。电影拍完了可不能撕了扔掉。再不喜欢，也得上映。我还得说，写文章的日子过得很滋润。早晨起床，钻进隔壁的房间，独自写作。这比早起赶去片场舒服多了。拍电影是个大工程，是体力活。你得到现场去，按计划、按时间完成。还得依靠一大帮人。
我记得诺曼·梅勒说过，如果事业重新起步，他选择做电影而不是写小说。电影是年轻人的事业，体力消耗非常大。某种程度上说，我不想那么玩命。我是说，我不愿想到这一辈子都得六点起床、七点出门，准时出现在冰冷的街头或阴沉的草场上拍摄。那样的生活并不那么惊心动魄。待在家里、房子四周转转，挺好。田纳西·威廉斯曾说，写剧本最头疼的事是你得制作——你不能写完扔进抽屉就算完了。剧本写完之后，你得超越它，你想往前跨。
小说写完了就写完了。所以当小说家的冲动一直都在。那是很诱人的。想想看，科莱特坐在巴黎的公寓里写作，桌子向着窗外。多么心驰神往的生活！拍《爱与死》的时候，我在巴黎写完了小说的初稿。我在家写，完全手写，用坐标纸写，写完丢进抽屉——坐标纸我已经写了很多年。可以说，写作是为了复元拍电影耗尽的精力。还能早起出门去片场的时候，我是不会写作的。有小说可写，是件有盼头的好事。
我想会有那么一天，他们断了我拍电影的路，说，我们不想你再拍了；或者，有一天我自己厌倦了。我希望小说还能写下去。写小说没那么复杂，小说就是小说，一个只能用某种方式讲述的故事。有时候我也想把它排成舞台剧或拍成电影，但是办不到。能办到的永远是小说。文字不让我失望。
Q:小说的想法是怎么萌生的？您想过要写很久吗？
A:没有。从第一页写起，这是我长年以来的习惯。我无法设想，先写第三章、再写第一章，或者把第二章某一节抽出来先写。后面的事情——人物互动、情节发展——都依赖于前面章节的安排。我无法设想不按顺序来。我超爱古典舞台剧的叙事模式。我喜欢小说也采用这种模式。故事不清晰的小说我没兴趣。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书，别的且不说，坐下来翻几页，就是一种享受。
就舞台剧来说，幕布卷起、人物出现在垃圾桶里，创意我很佩服，但风格不是我喜欢的那种。我看过贝克特的戏，还有许多不如他的先锋舞台剧家的戏，这些当代舞台剧写得聪明、深刻，但我就是不喜欢。契科夫、奥尼尔的作品——男人、女人是有血有肉的、冲突是古典的——我喜欢这些。讲这些已经很落伍了。但他们说舞台剧最基本的东西是“语言”——巧言美韵——我真的不能苟同。
我希望人们说出来的话是平实的，偶尔带些诗意也行。看《销售员之死》、《欲望号街车》，你感兴趣的一定是人物、你想知道后面发生什么。在给林肯中心（纽约市最大的表演艺术中心）写《悬浮灯泡》时，我决定写简单环境中的普通人，刻意不做铺展。
但奇怪的是，拍电影的时候，那种决心就不甚强烈。电影里的时间扭曲和抽象呈现，适应起来容易些。
很多作家表示，新作品的起头很难，很难找到真正想做的东西。也许他们只是将想法撇到一边，而我是顺着想法做下去。我假想一个想法在街上走着，我立马把它标记下来。我思考着把它做成个什么东西。我从没遇到卡壳。我是说，能力范围之内没遇到过卡壳。但私下里，也有过缺钱的尴尬。假设我有五个想法，每个都特别想做。痛苦思索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，到底谁先谁后。有时候我甚至希望别人替我拿主意。如果这时候有人说，先做三号想法，就照他说的来。我从没出现枯竭的情况。
人们总是问我，有没有想过某一天醒来，不再幽默了？没想过。对我来说，这种设想太奇怪了，不现实。幽默与我永不分离，是一体的。
我最享受一项工作结束、酝酿下一项工作的时候。那一刻现实尚未插足。心中的想法如此美妙，你想着它，完美的时刻——孕育在心里。接下来，等到你开始实施想法，就没你想的那么好了。制作的过程中，问题出现，现实介入。一如我前面说到的，最能将脑子里的东西变成现实的是写文章。我写过、发表出来的大多数文章都比较满意地实现了写作的初始意念。
舞台剧和电影，都不曾让我感觉想法实现了，连接近都不曾有。我经常觉得自己本来的点子好到亮瞎了眼，错出在哪一步呢？第一天就错了。每件事是妥协。比如，你请不到马龙·白兰度，只能请次一级的。你心里想的拍摄场景，片场给不了。在打字机跟前写剧本的时候，人总是志存高远、瑰丽梦想、大声喝彩、信心满满、浑身是胆；然后呢，开始拍了以后，诸事不顺，剧本改了一遍又一遍，NG 一次又一次，到最后就是为了混口饭。混口饭吃就很不错了。志存高远不见了，为了艺术绝不妥协的决意幻化成泡影，你撑下去只是为了不被骂的太惨。我的大多数作品——也可以说全部作品——要是能按我设想的样子拍，肯定比现在拍的好。好在，观众并不知道它们在我脑子里原本有多好，让我侥幸逃脱了罪责。
Q:您平时是怎么写作的？您用什么写？
A:标准拍纸簿、宾馆便签本，抓起什么是什么，没有忌讳。我在酒店房间里写、在家里写，有人的时候写，火柴盒上也能写。怎么都能写。有时候我端坐打字机前，一气呵成写到最后一行。《纽约客》的文章，有些四十分钟搞定。有些东西，苦苦思索好几周才落笔。很随机。拿两部电影为例吧。《仲夏夜性喜剧》算不得很成功，我写得很快，六天写完——每个因素都完美无缺。但反响并不怎么好。《安妮霍尔》改来改去，没完没了。剪辑室地板上的胶片跟最后放出来的差不多一样多——我重拍了五回——大获成功。总体而言，有些东西做得轻松、反响也很好，有些东西做得很难，观众却不喜欢。这之间似乎找不到必然联系。但有一点，会者不难，绝没有人们想的那么难如登天。
十六岁我打了第一份工，给纽约的一家广告公司写段子。每天放学都去那上班。他们将我写的段子提供给客户、登在报纸专栏里。我乘地铁来回——非常挤。一只手拉着吊环，另一只手拿出铅笔，下车前就写出四五十个段子。每天五十个段子，写了好几年。人们会说，难以置信啊，能每天在地铁上写五十个段子。相信我，那没什么。但每当我看到作曲家谱写乐曲，也会诧异他是怎么写出来的。在能力范围之内写东西，我觉得不难。
要是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家境好一点，性格不像现在这样，我甚至有可能成为文豪。我想我有那实力，但没那兴趣。我一直对正儿八经的书不感兴趣，我能写，但读书的兴趣不大。我打球看球，看笑话书，上大学前一本真正的小说都没看过。要是接受不同的教育，我可能走的就是另一条路了。那些我日后感兴趣的东西，如果父母、朋友本身就感兴趣，如果成长环境让我早一点看见它们，很多事情会不同。我也许会成为严肃作家。也许不会。但现在说这些都太迟了。现在我只庆幸自己关节没问题。
Q:您最喜爱的十部电影中为什么没有喜剧片？
A:口味问题。别人的十佳可能部部是喜剧。而我更喜欢严肃的片子。想看什么看什么的时候，我会看《公民凯恩》、《偷自行车的人》、《大幻影》、《第七封印》，这一类的片子。
Q:对您的电影产生最大影响的人是谁？
A:应该是伯格曼和马尔克斯兄弟。我还借鉴了斯特林堡、契诃夫、佩雷尔曼、摩斯·哈特、吉米·坎农、费里尼和鲍勃·霍普的编剧们。
Q:在您眼中，写作的快乐与艺术带来的控制感有关吗？
A:随时都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是一件美妙的事情。写作是非常愉悦人心的，非常诱人、有治愈力。写作的时候，时间过得很快——飞快。思考令时光飞逝。这种感觉棒极了。怎么会不好呢？与你脑海里的人物独处一室，这是用属于你的方式逃离外面的世界。为什么不呢？
Q:您这么喜欢写作带来的孤绝感，如果您有一天息影，会怀念拍电影与人合作的感觉吗？
A:与人待在一起有一种欺骗性，让你觉得可以远离写作的辛劳。让你不那么孤绝。但我更喜欢待在家里写东西。我说过了，要是有一天，他们跟我说，明天你不能做电影了，我们不会再给你钱了，我会很乐意去写舞台剧；要是他们不演出我的剧本，我就开开心心地去写文章；要是他们不发表我的文章，我依旧开开心心写我的文章，留给后世。有价值就会留下来；没有价值，留不住反倒是好事。此为写作的优势，或者说，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这种优势。真正好的东西，留得下来。所有那些吹捧、大卖、批评家的批判——都不算数。到最后，不朽与否，全靠作品本身。我不是说艺术不朽与否无关紧要。特吕弗死了，我们都很难过，出现了各种适当的悼念文章，他的伟大作品长存于世。但那对特吕弗本人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告诉自己，我的作品会活下去。我说过，说过不止一次——比起在人们心里、脑子里活下去，我更愿意在自己的公寓里活下去。
Q:有些艺术家很看重自己的作品，很看重创造出长存于世的东西，认为那比任何事都重要。福克纳曾说“一首《希腊古瓮颂》比一打老妇人都来得有价值。”
A:我很反对把艺术当成一种宗教。恰恰相反，我觉得，将艺术赋予比人更高的价值，是对人类的背弃。艺术家被认为怀有特殊的禀赋，只要是对艺术有用，都可以接受。我在电影《我心深处》里试图探讨这一点。艺术家是不该被尊崇得太高的——这不公平，甚至残忍。艺术家的才能是一种运气——就好比好嗓子、左撇子。创造力的获得是美好的意外事件。恰巧，社会高度认可这种才能，但它远不比勇气更高贵。每当我看到自命不凡的人说艺术家怎么怎么冒险，就觉得他们又好笑又傻。艺术冒险和演艺冒险的讲法，都让人发笑——反类型选派角色，哇，冒的险真大！
真正的冒险是不惜一切做一件事。和纳粹抗争的人、起身对抗国家的俄国人——他们才是勇敢的人，他们做出的才是真正的成就。成为一名艺术家也是成就，但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件成就。我不是在贬低艺术。艺术有价值，但不能过分标榜艺术。艺术有价值，但不比做好老师、好医生更有价值。
艳光四射的是创造力。位于电影行业下游的从业者常说，我想做制片人，但得是有创造力的制片人。还有个女同学曾说，哦是的，我要嫁给那个人，他只是个管道工，但他很有创造力。创造力对一个人非常重要。没有创造力，就是平庸之辈。
写作的时候，您对读者做什么样的设想？厄普代克说，他将读者设想成中西部小镇的孩子，某日在公共图书馆的架子上发现他的作品。
我一直都觉得，将目标定得尽可能的高，倒不是为了每个人都看见，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但我会尽全力。我希望，一部作品出来，上游读者群——科学家、哲学家——能够读下去，且读完之后不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。我不希望他们说，天啊，你写的是什么啊！如果我在里面看见蓝博，我会说，天啊，上帝，然后呆上一会儿出来。我不在意读者多还是少。越多越好，但我不会为了招揽读者改变自己的想法。
电影可不是容易做的艺术；电影牵涉的人很多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。
在有些地方，比如瑞典，国家会拨款支持你做电影。但在美国，没有一件事不费钱。这可不是画画、写文章。一部电影动辄百万美金，你不可能不需要大量观众，因此会有挣扎。我是幸运的——一直都很自由。我在电影业过着梦一般的日子——当然不是一开头就这样。我很自由，各个方面都自由。我做事的时候，别问我为什么。如果我决定明天做一步讲述十六世纪宗教的黑白片，我就能做。就算我说“我要做一部讲单孢体的片子”，他们也会说“好的，需要多少钱我们出。”但我要是说“我要做个大制作的通俗喜剧”，他们会愿意出更多的钱。
Q:写剧本的时候，要是笑点突然蹦出来，您还是会乐于抓住它的，是吗？
A:是的，出现那种情况还是不错的。要知道，电影里常常发生意外，不一定是好的意外。某个你觉得有趣的笑话、场景，拍出来不一定有趣，这都是意外。
也可能丢到一边。偶尔也会出现好的意外，你从不觉得有趣的东西，拍出来竟然有趣，观众爆笑。
Q:能举个例子吗？
A:多年前，拍《香蕉》的时候，我来到独裁者的房子里——我是被青睐参加晚宴的，那是拉美的一个乡村。我带了一盒蛋糕，是店里卖的那种蛋糕胚，我没多想什么，但一放到这观众就爆笑。他们笑的是，我演的那个角色竟然傻到带蛋糕胚去赴国宴。在我的剧本里，笑料原本是独裁者。来源：瑞·艺术
似乎艺术家一旦成名，批评家、追随者就会期望他们始终做同样的事，不希望他们在自己的路上继续走下去。
所以说，不要拿别人怎么写你当回事。我从没写过、做过什么违背心愿的东西。你必须忘掉别人说的“事业转型”。就做自己想要的事，为自己定义的创造性生命做事。没人愿意看，也无所谓。否则，你做的只是讨好别人。拍《宇宙星尘》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知道，要投入大量广告宣传。但我一秒钟也未为此停顿。我没想过，因为别人会不快，所以不做了。宁可死，也别停止做自己想做的事。看看斯特林堡——这是又一位我喜爱的人物——看看他对一些事的反应，非常粗暴。拍完《安妮霍尔》，不少人建议我拍续集。一百万年以后我也不会干的。我计划做《我心深处》，就去做了。除了这条路，没别的路可走。我的秘诀是，永不试图取悦大多数，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，然后期待作品本身是好的，人们会来观看的。我喜爱的艺术家大多没有很宽的受众。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。就算是电影这样普罗的艺术形式，在美国，也没多少人看过《偷自行车的人》、《大幻影》、《假面》。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看过这一类电影。大多数年轻人看当今流行的片子，片子源源不绝，没有人再注意布努埃尔或伯格曼。他们意识不到这种艺术形式的最高成就。适当的场合，隔很久，时机、地点、机缘共同作用，才会出现杰出的人与作品。卓柏林出现在对的时候。如果他出现在今天，麻烦就大了。
Q:您觉不觉得，随着严肃作家逐渐成熟，他们会承袭、拓展业已形成的主题？
A:人人都有着迷的东西。伯格曼的电影里，你会看到一些东西反复出现，但呈现的方式总是新鲜的。
Q:您自己的作品呢？
A:同样的东西也会一次次复现。它们留在我的脑子里，让人想搜寻新的途径把它们表达出来。很难跳出来说，天啊，我找到新的东西了。什么样的东西才会反复出现呢？于我而言，当然是幻境的诱惑和现实的残酷。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，我对政治或其他可以解决的东西不感兴趣。我感兴趣的是不能解决的问题：生命的有限性、无意义感、绝望、沟通的困境。不能去爱，不能维系爱。这些事更让我着迷。选举法案我不了解。在生活中，我有时也追随一些政治观点——作为市民我觉得它们有趣，但绝不会写相关的东西。
接受采访实属不易。因为我不喜欢夸大自己的作品，不喜欢讨论作品的影响、主题等等。这种谈话更适合“高大上”的作品。这么说绝不是谦虚——不是说我没做出伟大的作品，我采取的是不一样的形式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做的一直是压舱的东西，静待两三部可能出现的、真正好的作品把它们提起来。我们坐在这里聊到了福克纳、厄普代克、伯格曼——我显然无法用谈论他们的方式谈论自己。我觉得自己做过的一切都是生菜叶，得有汉堡把它们夹起来。要是有生之年能做几部真正好的作品——电影、舞台剧或别的什么——前面的作品就会变得和它们一样有趣。这就是我的作品的地位——静待珍宝的出现。现在珍宝还没出现。因此我觉得访谈做起来有些浮。我需要重的东西压下来。未来十年、十五年内，希望我能做出那样的作品，为前期的所有作品赋予价值。让我们一起期待。
本文系《巴黎评论》采访伍迪·艾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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